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心理羣體性特徵探析

　　一、問題的提出

新生代農民工，本文意指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農民工（從事非農職業的農村戶籍人員），總人數在農民工中大約佔60%，約1億人；這裏麪包含了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兩代農民工。近年，多數製造企業面臨“用工荒”等境況，原因之一便是新生代農民工的離職率較高，企業有抱怨也看不明白：這個羣體中的個體追求的是什麼？而有關調查也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的閒暇時間的度過多爲上網、聊天、吃飯、看電視、睡覺休息等，處於較低的閒暇層次，說明新生代農民工並沒有自我設計的生活方式，更難說是創造性的追求。

本研究通過對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過程中的行爲以及心理過程（職業心理）的調查，並以人數比例爲基礎，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心理的羣體性特徵，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新生代農民工“心之所向”的問題，從而爲解決“高流動性”的問題提供啓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式開展。其中，問卷調查中所使用的問卷材料爲課題組自行編制的問卷。採用了多階段抽樣法、分層抽樣法和隨機抽樣法，將問卷發放給浙江省製造企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共發放452份，回收有效問卷400份。

數據的整理和處理採用Excel 2010以及SPSS 18.0軟件包進行。

　　三、結果與分析

　　（一）存在價值之追逐：自我發展的羣體性特徵

新生代農民工相較之之前的第一代農民工，更傾向於學習職業技能，並謀得比較好的發展空間。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如果企業提供培訓的機會，有57.3%被訪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想學習“專業技能”；而對於培訓頻率的態度上，45.6%表示渴望一個月甚至半個月進行一次培訓。一方面，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的`技能一定程度上層次偏低；另一方面，專業技能意味着有一定的門檻，說明他們對於技術性崗位，或者說更高層次崗位的存在一定的追求，更好的發展空間促成了這種意願。

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除了“專業技能”是新生代農民工渴望得到培訓的，“計算機網絡知識”是27.5%的被訪者渴望企業培訓的。比例雖然不大，但有一定的啓示：首先，如果是計算機娛樂活動，不需要培訓、更不會由企業組織培訓，因此這裏的“計算機網絡知識”更多意味着工作用途，我們在訪談中發現有的新生代農民工對辦公軟件頗有興趣；其次，在企業中需要用到計算機的一般爲部門主管，說明有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希望發展到管理層，在調查中也發現，如果有機會參與企業的發展和管理，36.9%表示“非常願意”。

從羣體的視角看，約六成的新生代農民工有謀得技術和個人發展空間的意願，約三成希望發展成爲企業管理層。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以城市作爲自我生存和自我實現的平臺，有研究表明，“成長和能力”與離職傾向存在高度相關（0.433**），即對成長和能力要求越高的新生代農民工離職傾向越高，這一點在90後農民工身上表現的尤爲明顯。

　　（二）個人生活之動因：企業融入的羣體性特徵

項目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羣體對企業組織“專業技能”的培訓存在明顯的傾向性，而另一個條目“企業發展史”，則僅有15.7%的選擇率，說明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並沒有認同、融入企業的意願或傾向，也就意味着較難形成對企業的情感依附。

如果僅將工作作爲賺錢的工具，自然毋需認可或融入企業；若將其作爲自己未來安身立命的平臺，與自己的命運連在一起，就會考慮企業融入的問題。然而，相比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已不再將外出務工作爲“貼補家用”的工具，有研究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有近60%的勞動報酬用於個人消費。那意味着，新生代農民工傾向於以“城市”的方式來生活和工作；但爲什麼不認可和融入特定的企業？

他們不依賴企業，而是通過勞動獲取報酬，以幫助自己在城市生存以及生活??因爲他們的工作技術門檻低，轉換並不那麼難，意味着不需要依賴特定的某家企業，甚至可以突破行業界限就業：這是“高流動”之所以可能，但爲何必要？

筆者以爲，農民工的期望和企業的態度之間存在偏差。我們的調查發現，在被問及希望企業關注自己哪方面時，33.9%表示是“工作的努力”，29.9%表示“某方面才能”，30.9%表示“工作的成果”。努力、才能、成果三項幾乎在羣體中各佔三分之一，說明羣體希望企業可以關注個人的某種存在價值。如果新生代農民工只是賺錢謀取自己的生活而在各個企業流轉，他們毋需在乎企業關注什麼。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希望企業“提高薪酬”的農民工比例達到51.0%；然而，實際的情況並不如此。企業基本只提供薪酬，而沒有提供更多的生活選擇項，那麼農民工一旦形成“企業只提供錢”的刻板印象，就自然把關注點聚焦在“薪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