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論”是對白領“出逃”實質的遮蔽

在快節奏的工作與高壓力的生活下，越來越多的上海白領覺得自己身心俱疲，卻找不到目標。爲了消除焦慮、減緩壓力，一些白領索性辭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尋找另一種相對輕鬆的生活方式。（《新聞晨報》11月18日）
許多外地的人才很想到上海工作，但上海的白領卻寧願放棄工作，到外地去生活，這無異於一場“圍城”。這種現象在學者眼中是白領擇業觀和生活觀的變化，對社會發展來說，是一種進步。真的如此嗎？筆者是持懷疑態度的。

道理很簡單，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在筆者看來，並非是出自個體本意的選擇，相反，是社會壓力下的產物。當白領成爲一個“地攤者”的時候，我們真的能看到什麼進步嗎？“消除焦慮、減緩壓力”是白領移居的原因，這樣壓力下的行爲，與擇業觀並無必然聯繫，很可能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從深層次上說，這是白領階層“出逃”傾向的寫照和中產階層日益焦慮化、脆弱化的折射。

因此，與其說這是社會的進步，不如說僅僅是學者在書齋中的想象，更是對白領階層遭遇的社會困境熟視無睹的表現。表面上優厚的薪水和巨大生活壓力、風險預期的不成比例，讓白領階層的焦慮有升無降，由此產生的“易碎”心理，難道不值得正視嗎？不斷瘋漲的房價、令人生畏的醫療費、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既可以讓那些社會底層羣體“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併成爲阻遏他們向上流動的經濟瓶頸，當然也會時刻威脅着中產者看似體面風光的生活，蠶食乃至吞噬他們所謂的高薪，使其備感生活的易碎。

與“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相聯繫的一個數字是，我國社會的中產階層的認同意識正在下降，甚至比10年前的認同度還低，並且有關研究表明，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大約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間收入位置，他們絕大部分遁入了社會收入的最底層。也有學者從統計學上驗證了中等收入者的脆弱性、不穩定性。在筆者看來，正是認同危機的產生，導致了白領的“出逃”傾向。

更進一步說，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是白領階層對對未來不確定性恐懼的`顯現，因爲當下的中產階層面臨的道路非常狹窄：要麼努力進入高收入羣體，要麼往下走，返貧爲低收入羣體。當二者都不可得的時候，“出逃”似乎成了各湖個體理性的一項選擇。

“進步論”是對白領“出逃”實質的遮蔽。事實上，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的背後是社會分層弊端的集中顯現：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中下層和下層佔有很少的社會資源份額，占人口少數的上層和中上層壟斷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這種兩極化趨勢嚴重限制了中產階層發育和成長：一方面強勢精英羣體壟斷的資源過多，攫取了本應當由中產階層等其他階層佔有的資源份額，另一方面弱勢階層由於自身素質的限制和現有政策體制的束縛，不能順利實現向中間階層的社會流動。如此以來，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就是合乎邏輯的了，更可怕的是，對我國大城市的白領來說，移居外地恐怕僅僅是個開始，最終的夢魘並未來到。

有人指出，“如果說中國經濟算是奇蹟的話，那麼創造這個奇蹟的人就是這些拿着微薄薪水艱難度日卻又懷着對未來的憧憬而不懈奮鬥的無數中國人……”而筆者以爲，如果白領“出逃”算是進步的話，那麼，創造這種進步的人能靠焦慮度日嗎？那麼，有什麼理由用社會進步來粉飾“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呢？又有什麼理由用擇業觀和生活觀的變化來遮蔽現實的弊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