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北伐對曹魏經濟的影響

曹魏經濟發展狀況

東漢末期，因爲天災戰亂，社會受到破壞，使得經濟衰退，大量農地荒廢。部份豪強世族紛紛率領族人，建立塢堡以自衛。在其周圍從事生產活動後，漸漸成爲自給自足的莊園制度。塢堡和莊園制度都影響後來魏晉南北朝的經濟模式。由於東漢朝廷的崩潰，無人重鑄磨損不堪的銅錢，加上大量私錢出現。到三國鼎立後，新發行的銅錢未能廣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慄等實物爲主要貨幣。

東漢末年，時人仲長統說：“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無民者，不可勝數。”廣闊的中原地區變成一片荊棘叢生的荒野。在這種情況下，曹操爲了恢復和發展北方的經濟，解決軍糧不足與羣衆生活需要的問題，就吸取兩漢在邊疆屯田的成功經驗，推行了屯田制度，保護了社會生產力。據《晉書·食貨志》載：“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而到曹魏後期“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昔日荒涼殘破的局面已爲繁榮富庶的景象所取代。

曹魏的田租戶調製乃繼承了兩漢的賦稅制度而有所改革。從田租看，漢代是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爲畝收四升的定額田租制。兩漢統治者向農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產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額田租向農民徵稅，則增產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之願意精耕細作，多產歸已。

三國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墾田面積最廣，這正是當時三國中以曹魏實力最強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組織流民耕種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東南達淮南；東北自幽燕，西南至荊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這使得社會秩序恢復，增強曹魏實力。曹魏在籍人口有443萬人，滅蜀後達537萬人，現代學者考慮未納入的屯戶、兵戶、吏戶、隱戶、佃客、部曲等人羣，則曹魏境內約有1300萬人。

曹魏重視農業的另一實證是其大興水利，其工程的規模和數量在三國中首屈一指。如青龍元年關中一帶闢建渠道，興修水庫，一舉改造了三千多頃鹽鹼地，所獲使國庫大爲充實。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糧食產量倍增。曹魏建置大型官營手工業作坊，發展手工業生產。鄴、洛陽等貿易城市，商業經濟發達，和海外有貿易往來。此外造船業、陶瓷業、絲織業、製鹽業等等也都十分發達。

諸葛亮北伐對曹魏經濟的影響

諸葛亮一伐中原時，曹睿命大將張?率步騎精銳五萬出長安。同時命大將軍曹真督關右諸軍十幾萬，前後用兵達二十萬。二十萬是什麼概念？我們以司馬懿徵遼東來比較。當初司馬懿討伐自立燕王的公孫淵，出兵四萬。而就這四萬兵馬，朝廷負責內務的大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動用四萬軍隊尚遭非議，出動二十萬則不可想象。

諸葛亮的北伐確實是曹魏的心頭大患。也許大家會認爲保家衛國不是有邊疆大吏嗎，而且軍隊數量遠在蜀軍之上，何必屢屢出動中央軍？其實不行。司馬孚曾上表朝廷說：“諸葛亮每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司馬孚一語道破天機，其實是諸葛亮每次率軍進攻關中，當地駐軍總是抵抗不住，不得不調用中央軍。這與張?、司馬懿每次救火的情景相吻合。有一次曹睿還親口對司馬懿說：隴西之局勢，非卿不可當之。

張?在對抗諸葛亮的一伐時救援人馬是五萬，對抗二伐時也有三萬。而且皇帝曹睿也是屢出王師，第一次抵達長安，第二次駐守河南郡，可見諸葛亮對其的威脅。而另一方面，王師屢出，耗費糜廢！沿途蹕道、驛站、行宮開支可謂鋪張，而張?人馬的減少也可部分印證體現實際負擔的加重。

從公元234年秋諸葛亮病死，到238年春司馬懿出長安征討遼東，相隔僅三年。當初動輒發動五萬中央軍加上十幾萬邊軍的朝廷連出動四萬軍隊還要反覆討論，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可見曹魏的經濟或朝廷財政收支在與諸葛亮的長期軍事鬥爭中背上了沉重包袱。因此，曹魏朝廷出兵抵抗諸葛亮北伐確實是國庫開支的大頭。

諸葛亮三伐時，曹魏因種種因素未動中央軍，結果邊軍雍州刺史郭淮便丟失了武都、陰平二郡，而諸葛亮也見好就收。

諸葛亮四出祁山時，對於是否調動中央軍，曹魏大臣中開始有意見了。認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還有的說建議先割“上?左右生麥以奪賊食”。但無論哪種意見，大臣都是反對朝廷動用中央軍的，原因很簡單，負擔太重！可這次，皇帝一句也不採納，再次抽調中央軍增援前線。“前後遣兵增宣王（司馬懿）軍，又敕使護麥”。

在減輕朝廷負擔時，司馬孚的計劃是“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這就是祭出兵屯的殺手鐗！目的是以邊軍力量自給自足，而不動用中央財政。這時關中大飢，司馬懿也上表調冀州農丁移屯上?。可此番計劃，又被諸葛亮打破。不但丟了上?的.熟麥，而且損失近萬人，那五千冀州農丁全部泡湯，而且糧食還被蜀軍割走。

曹魏西線戰局愈加被動，戰區已經陷入“關中連遭賊寇（蜀軍），谷帛不足”（《晉書列傳二十六卷》）的局面。司馬懿被迫嚴防死守，這時蜀漢大臣李平（即李嚴）因運糧不濟，矯詔召回諸葛亮，暫緩了魏國危機。

最後一次，諸葛亮將軍隊推到距離長安僅六十公里的渭水南岸——五丈原。諸葛亮招呼東吳出兵策應，並致信給東吳丞相顧雍談五丈原地勢，其處河濱之上，地勢平坦可屯田（語出《水注經·渭水》）。也採取兵屯方式，竟然和魏國當地百姓相處融洽。利用魏國土地聯合屯田，準備進行持久戰。這一對魏作戰新思路讓曹睿更加震恐，特派大臣辛毗下詔不讓魏軍出戰。司馬懿也是深諳聖意，和諸葛亮對峙於渭水。同時在一次外交來使的洽談中得知諸葛亮“食少事繁”，認爲諸葛亮不能長久。於是堅定了死守之心，哪怕接受婦人巾幗。

公元234年秋，天薄蜀漢，諸葛亮病死，曹魏去掉了心腹大患！曹魏君臣長舒一口氣，三個月後曹睿大修宮室，開始了後半生的驕奢生活。蜀漢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基本終止了北伐，直到姜維掌權。

魏明帝時期物價繼續攀升，而且由於以貨易貨的狀態時間長久，人間巧僞漸多。有人把穀子泡水，再來換取布匹，賺黑心利潤。而賣布匹的也不含糊，拿很薄的絹去換當年的穀物。可見國家經濟混亂到何種地步！也就是說金融失控之後，國家經濟秩序也陷入了混亂。曹睿被迫進行市場整頓，可結果卻無效。“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國家經濟繼續失控。加上“每大軍徵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爲此，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也就是全部有資格上朝的大臣都來嚴肅的探討國家經濟問題），決定重新啓用五銖錢。以上的反覆原因很簡單，因爲當時天下未並，戎車歲動。這“戎車歲動”表明了諸葛亮的北伐給曹魏經濟帶來的嚴重影響。

相反，諸葛亮理政時期蜀漢的經濟狀況卻好於曹魏和東吳。諸葛亮將蜀錦出口（對魏、吳、越南、羅馬出口）作爲軍費來源的大頭，而蜀錦的生產是國營。同時他還大力發展鹽鐵業，將武器裝備精良化，步兵、弩兵戰鬥力獨步三國。而諸葛亮對傳統賦稅大項，未見有所增加。因此沒有激起民變，緩和了階級衝突。而當初曹操徵關中馬超，導致河間蘇伯、田銀起義，引發幽、冀兩州響應；徵漢中時，南陽百姓因爲攤派的徭役太重，而爆發了宛城及其周圍大別山區、郡縣等地起義。這類情況在蜀漢的諸葛亮時期卻沒有出現。

因此，在經濟發展方面，弱小的蜀漢以威武自強的姿態對曹魏關中經濟區實行了毀滅性打擊。關中是傳統經濟強區，一旦關中受累則牽動全國，最終延緩了曹魏全國經濟復甦的步伐，諸葛亮北伐實是上兵伐謀之策。

諸葛亮死後蜀漢一度自守，使曹魏陸續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屯田恢復國力，終於在正始年間實現了經濟復甦。在淮南經濟區一帶形成了規模宏大的軍事集結，以及戰時軍需生產的集中地，爲統一天下奠定了物資基礎。但就在這時，“高平陵政變”引發了“淮南三叛”，曹魏統一天下的步調再次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