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化圈”的發展

中國周邊的國家，主要如日本、越南、朝鮮等國，它們與中國一衣帶水，比鄰而居，形成了一個地理單元。由於古代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她以璀璨的文化照耀於世，這自然對近在肘腋的諸國以極大的影響，如漢字、儒學、陶器、曆法，甚至連吃喝玩樂的方式，都引起了這些周邊國家如醉如癡的效仿和吸收。

如清代浙江湖州有一鉅富，爲遣興而聽從一人的獻計，選三十二俊童，佈於堂室四角。即日邀某公子對弈，公子見而大喜。其行棋之法，欲行何子，只一開口，其人即至何處，不須舉手之勞，而佈局之妙動合自然，局終爲之拍手稱快……

誰知這種“下活棋”的樣式，卻被越南人原封不動“引進”。據清代李文泰《海山詩屋詩話》雲：越南人所下棋即象棋，下棋時，必於樹林陰翳之地，廣可數丈，乃展一局，選男女各16人，皆韶年豔服，各執一牌，牌上大書“車”、“馬”、“炮”等字，使對立其位，以男女分黑白子。下棋者各高坐，令侍者傳呼某子行某度，某子即應聲而進。若被彈之子，則執牌出局。當時的鄭活源，就是以此情景寫下了《觀安南人下象棋》的詩句：“男兒將士女兒兵，車馬馳驅卻有聲。”

這就是學者們稱之爲“漢文化圈”的交流現象。在這個“漢文化圈”裏，有許多事物都是以漢文化爲主體交流的，清代越南人“下活象棋”，便是這種交流的一個成果。但是必須看到，這種交流並非單一的，而是雙向的，可以說是同源異流，相承相異的。

如南亞各國向中國“進象”這一事例就很典型：它的源頭可追溯到漢武帝時代，自此之後，史不絕書，至清代餘韻仍在迴響。專家僅對乾隆時期進行統計，南亞各國向中國“進象”次數就多達17次，馴象總共達50多頭。這些大象的情況，在清代《燕京雜記》中記述較詳：

它們是由泰國、越南等國貢贈而來的，安置在宣武門內的“馴象所”，大象的主要活動是在南北郊及祈谷雩祭大典時，馱祭器，駕輅車出行，充鹵簿之職。平時大象主要充當朝賀的儀仗，朝賀鐘聲一響，大象即按部就班，分相對兩列，懍然肅立。待文武百官人畢，它們互相交鼻爲障，便無有敢逾進者了。正因爲大象擔負着朝廷儀仗的莊嚴職位，所以它們也似朝廷命官一樣食國家俸祿，有大象歷經幾代帝王，可至大將軍一品爵祿。清統治者將這些外國貢獻的大象視爲“國寶”，格外珍愛，老百姓們則將它們視爲“有太平之徵”的吉祥物。

尤其是在清代北京的六月，時值人畜洗浴的“天貺節”，朝廷爲了顯示四海清平的氣象，往往在此時舉行“洗象”儀式。每逢初伏，即六月初六，整個北京城都沸騰起來了——在通往宣武門西的“洗象”城壕處，食貨絡繹，遊騎紛沓，百戲如雲，車輛似陣……這正像《燕臺口號一百首》等詩說的那樣：“年年初伏車增價”，“雕鞍寶轂如流水”，“天街簇擁行人疾”，“士女傾城御河上”，“葛衣紗褶新興樣，穿往河邊看象牙”。許多文人墨客，乘機施展才情，爭賦看“洗象”的盛景，其中以大學士王士稹所作的“竹枝詞”最爲膾炙人口：“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筍轎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爲河邊洗象來。”再如方朔《洗象行》：

壯哉雄物此大觀，立地平山拖一線。

紅旗搖曳徵鼓鳴，摧頹蹴踏驅之行。

泥深水淺足力重，陡然潮漲東西平。

一蠻奴跨方騰趕，衆蠻奴搏渾漿躍。

雨作濤翻十丈飛，何處蛟鼉掀大壑?

前者未起後者趨，水中岸上交歡呼。

在這些詩中，“洗象”場面躍然紙上，但這畢竟不同於圖畫。清代畫家顧月洲就畫了一幅《年例洗象圖》，布之於《點石齋畫報》上，它與“洗象”詩歌互相映照，堪稱清代北京“洗象”的最爲生動的.筆墨。其實，說穿了，這是清統治者文化心態的一種觀照。因爲清統治者一向以“天朝聲威赫赫”自居，他們將外國貢贈來的大象，作爲朝廷儀仗，就是一種“萬邦皆備於我”的觀念使然。而這種使外來大象融入中國文化體系所採取的每年“洗象”的做法，可謂巧妙極了。

可惜的是，顧月洲的洗象圖只給予我們“洗象”的直觀印象。是不是將象趕入水中沖沖就算是“洗象”?如何“洗象”?我們仍不能得知。在筆者的研究視野中，日本文化二年(相當於清嘉慶七年)由岡田玉山等人編繪的《唐土名勝圖會》中的“洗象”圖畫，是可以使我們瞭解到清代“洗象”全貌的。

岡田玉山等人勾畫出了“洗象”的工具。它們是：笛、校、橛、耳鉤、?、叉、?W、頸索。並加以註明：“笛”和“校”均爲牛角製作，“笛”是吹髮音令象進退的，“校”是纏象腳以制象亂動的。“橛”是立於河中縛象用的一大粗木。“耳鉤”爲銅製，長四寸餘，因象耳廣垂如荷葉，掛鉤系之而洗。“榨”爲洗象的竹刷，大約如董元愷《都門洗象詞》所說的“雙帚縛來洗刷”一般。“叉”長四寸五分，柄長三尺餘，爲鐵製，是以叉口推象進退。“?W”九寸許，鐵製，其狀似滾筒。筆者理解，“?W”爲洗滌象身垢物、搔癢用的。“頸索”，是縛象頭於橛用。雄象頸索三尺九寸，四十四曲，雌象三尺一寸，三十二曲。頸索上有徑兩寸的銅環。

岡田玉山等日本畫家細緻入微地描繪了用什麼樣工具“洗象”，使如何“洗象”在人們眼前清晰起來，從而也填補了中國歷史典籍中“洗象”的一個空白，因爲在清代典籍中缺乏這種用工具“洗象”的具體記載。這正是許多中國的事物在日本賴以繼承的一證。有道是“禮失而求諸野”，“漢文化圈”雖以漢文化爲主體，但並不意味着中國在這個圈子裏可以獨尊，許多事源出於華夏，傳入異邦，是異邦加以妥善的保存。應該說“漢文化圈”內這種交流，是循環往復，相互促進的，日本的文化根在中國，可日本人民通過交流，又加以變化，推陳出新，又反過來影響於中國，這從日本刀傳入中國的史實中也可鮮明可見：

北宋的歐陽修，曾寫過一首《日本刀歌》，但司馬光也寫過一首《和君倚日本刀歌》，筆者將這兩首詩對照，發現除個別詞句不同外，其餘完全一致。他們在詩中均這樣說道：

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

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閒雜?與銅。

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兇。

在他們之前，梅堯臣曾有一首《錢君倚學士日本刀》詩，詩中說道：

日本大刀色青熒，魚皮帖把沙點星。

東胡腰鞘過滄海，船帆落越棲灣汀。

賣珠入市盡明月，解絛換酒琉璃瓶。

當壚重貨不重寶，滿貫穿銅去求好。

會稽上吏新得名，始將傳玩恨不早。

歸來天祿示朋遊，光芒曾射扶桑島。

坐中燭明魑魅遁，呂虔不見王祥老。

古者文事必武備，今人褒衣何足道。

干將太阿世上無，拂拭共觀休懊惱。

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都是朝廷重臣，見多識廣，加之他們所處的時期科技昌明，可是他們卻對日本刀發出由衷的讚歎，如歐陽修、司馬光所說：“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日本刀的質量上乘可以想見。

從歷史典籍看，日本的冶金及制刀劍技術，是由中國傳入的。可是日本卻長期鑽研，對製作刀劍加以變化，終於創造出了當時“漢文化圈”中最爲精良的刀劍來。宋代的詩歌反映出了這一點．明清以來，這種交流的現象更爲突出。據專家統計，明清時期日本輸入中國的刀多達數十萬把，《東西洋考》中就記錄了當時的中國人多買日本刀，就是因爲它“精者能卷之使圓，蓋百鍊而繞指也”。如嘉靖時，胡宗憲就曾得到一把軟倭刀，“長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詰曲如盤蛇，舒之則勁自若”。日本刀的製作水平是遠遠超過中國刀的。

正像明末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所說：日本刀甚鋒利，“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斷毛髮，久若發硎，不折不缺”。由於日本刀具備這樣好的質地，所以明代的兵器中比較重要的長刀、腰刀等，均仿日本刀製作，呈現出前代所無的新式刀制的模樣。這種刀長其刃而短其杆，與舊式長杆短刃的長刀及大刀形制相反，其效能較大，可用猛刀砍劈，折斷敵人長兵器的柄，或削斷砍損敵人兵器的刃，進而砍斷敵人的身體。

這種仿造日本刀的做法，以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論述最有代表性：

此自倭犯中國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閃前，我兵已奪氣矣。倭喜躍，一進足則丈餘，刀長五尺，則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難接，長器不捷，遭之者身多兩斷，緣器利而雙手使用，力重故也。今如獨用則無衛，惟烏銃手賊遠發銃，賊至近身，再無他器可以攻刺。如兼殺器，則銃重藥子又多，勢所不能。惟此刀輕而且長，可以兼用，以備臨身棄銃用此，況有殺手當鋒，故用長刀備之耳。

戚繼光對日本刀的分析是很中肯的，因此他所統率的部隊也都裝備了這種仿日本刀樣式的長刀，在以短兵相接見長的“藤牌兵”的基本作戰方式中，如“懶扎衣勢”、“斜行勢”、“仙人指路勢”、“滾牌勢”、“躍步勢”、“金雞畔頭勢”、“埋伏勢”等等，這種由日本刀變化而來的長刀，在與倭寇交鋒時，發揮了所向披靡的威力。

在優良的日本刀面前，中國不得不向日本學習，而一旦中國掌握了這種器具又推廣開來，又以中國樣式、中國氣派征服於“漢文化圈”，立於世界之林，這已成爲“漢文化圈”中的一個規律，即人們常說的反饋與反反饋。

宋代真宗時期(998～1022)，中國從越南中部廣南一帶，引入耐旱的只需60天就能成熟的占城稻，浙江一帶就以“占城早”、“六十日”而傳揚，以至很長時間人們普遍認爲中國早熟水稻是受越南傳入的占城稻影響，可史實上這種早熟稻的源頭，是從中國浙江餘姚河姆渡傳到越南的，又由越南再傳回到中國。

又如，中國宋代以前惟用團扇，元初時東南使者持聚頭扇，人都譏笑。從明代永樂年間始，日本送來他們學習中國製作的摺扇，中國又加以仿效，很快全國通用這種扇子了。另外，中國雖以漆器製作長久而又精緻著稱，但卻缺乏泥金畫漆之法，明代宣德時期，中國特派漆工到日本，學到其法歸來

類似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從“貢象”到“洗象”，從中國刀劍製作技術傳入日本，又從日本傳來其製作的“寶刀”，中國又加以變化、使用，“漢文化圈”這一系列的交流，都交織着中國與周邊的越南、日本、朝鮮等國人民的智慧和心血，它們已成爲寶貴的、共同的財富，需要好好記取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