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美文

故事提供更深的深度和連貫性。

我探索了斷代革命，即爲歷史事件提供準確日期的技術革新的觀念，對於大歷史研究的至關重要性。[1]在20世紀中葉前（正如H. G. 韋爾斯在20世紀20年代悲傷地說）是無法精確而科學地寫下整個宇宙的歷史的，因爲確鑿的日期仍基於文本記敘，因此他們無法追溯到幾千年前。這或許解釋了爲何人們有着非常強大的習俗，即“歷史”不會指早於有文字記載的人類社會的歷史。直到C14及相關的斷代技術在20世紀50年代問世後，大歷史研究才成爲可能。

關於大歷史如何編纂、該領域如何融入整個歷史思考中，也有人做過許多探討。我自己對此做過深入的思考，見於《宇宙史的迴歸》一文。克雷格·本傑明（Craig Benjamin）在介紹關於這一話題的一系列文章時，也對大歷史的演進有過極好的論述。

大歷史最爲激動人心之處是其內在的全球特點。在大歷史中，人類第一次被視爲是單一物種，直到很晚，在大歷史的研究中國家或文明的視角才變得重要起來。因此，大歷史堅持爲人類的過去創造一種真正的.全球性敘述，這種敘述不見於國家的視角，而是像科學一樣既適用於首爾或德里或布宜諾斯艾利斯，也適用於倫敦或紐約。

新的概念層出不窮，吸引了各種不同視角的大歷史研究。最具權威的看法是諾貝爾獎得主、氣候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提出的，他認爲在今天我們進入了新的地質學時代，稱其爲“人類紀”（Anthropocene），這是在地球誕生至今，第一個由單一物種—我們人類—支配生物圈形態的紀元。這種對當今世界的看法，與大歷史固有的對人類歷史的生態觀點亦相吻合。

自2004年以來，這一領域在組織上也有重大發展。講授大歷史的高校課程數量與日俱增，今天在全世界至少有超過50門這樣的課程正進行講授。在辛西婭·布朗的支持和鼓勵下，位於聖拉斐爾市的多米尼加加州大學（近聖弗朗西斯科）成爲第一所將大歷史課程作爲大一新生基礎課的大學。2011年4月，一個以發展大歷史研究與教學爲目標的學術機構—國際大歷史協會應運而生。羅柏安和丹尼爾·史塔斯克在協會網站上刊登了關於大歷史教學和學派迅速發展的論文，2012年8月，協會將在密歇根主辦第一屆國際大歷史會議（IHBA）。2011年3月，以建立免費在線高校大歷史課程爲目標的“大歷史項目”啓動。還有一些間接的跡象表明大歷史正在獲得更多關注。在阿姆斯特丹，因這樣兩件事，大歷史在過去10年間成爲公衆熱議的話題：阿姆斯特丹大學將大歷史課程引入課堂；1996年伊拉斯謨獎授予了威廉·麥克尼爾。弗雷德·施皮爾和羅柏安跟蹤了對該領域感興趣的教師和學者，他們的研究顯示，有很多人正在開展與大歷史目標相一致的教學或研究項目。

但即便有這些增長的跡象，這一領域仍然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依然有人牢牢把守着學科的傳統邊界，有時還會以攻爲守。這或許能解釋爲什麼儘管現在大歷史學派實質存在，並承諾要開啓令人激動的新的研究議程（xxvi包括複雜性的意義和能源流，以及信息在跨學科中的角色），但在該領域仍然沒有大型的跨學科的研究項目。時至今日，僅有一所大學有正式的大歷史教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弗雷德·施皮爾），也只有一小羣研究生參與到大歷史項目中（他們中有三個現在在悉尼麥考瑞大學）。還有一所高中開始講授大歷史。但是，到底會有多少學校和教育部門認同，大歷史將幫助學生理解在現代知識中潛藏的一致性和統一性，並能領悟真正跨學科思維和教學中強有力的智慧協同，我們仍將拭目以待。

我相信大歷史將會得以繁榮，因爲它已經證明了它的能力，就像一個格式塔轉換，幫助學生和學者重新審視業已熟悉的事物。我有這等信心的另一個原因在於過去20年間參與構建這一領域的一小羣學者所具有的精力、智慧、慷慨和冒險精神。建立大歷史絕對是一種集體學習的鍛鍊。

我想在最後感謝威廉·麥克尼爾將他的力量借給這一在10年前都顯得極爲邊緣的歷史學派。他對於大歷史的支持，切切實實使歷史學家們信服：大歷史項目是有趣的、有啓發意義的、重要的，當他們展開討論“歷史”意味着什麼時，他們將會收穫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