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讀論語的讀書筆記

“儒”的提出，如同大部分的學說，都有其進步性和歷史侷限性。它同樣應該適應一個時代，又導向一個新的時代。

筆者認爲中國現在要緊的不是“以仁克智”，而是“引智導仁”，建立“智慧內部的條理性”。智的第一性，仁的第二性的觀念應該普遍確立。

從這個角度上說，《論語》的時代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了。

1、什麼是“善世”

什麼是善世？筆者認爲：世界觀趨於五彩繽紛，方法論趨於節律統一，這就是“善世”，這也是“求同存異”的道理所在。簡單的形容就是如果把哲學比做一朵花，則世界觀是花瓣，方法論是花蕊。

2、“上善若水”與“仁”的矛盾

孔子說：“上善若水”，又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他倡導的儒學是以“仁”爲核心的學說，與“上善若水”豈不是矛盾？可見，孔子是仁性有餘，而智性不足的，惟其如此，才缺者爲貴，喟嘆“上善若水”。

3、儒學在東方

儒學統治東方兩千年。

作爲一種哲學，儒主要也是由世界觀和方法論組成的。中國重“世界觀”而輕“方法論”，日本重“方法論”而輕“世界觀”。

4、儒學的世界座標

基督教思想通天達地如緯線；儒學思想平行輪迴如經線，這是形成東西方文明差異的原因，也造成東西方演進方式的不同。所以，西方重智，東方重仁。

5、《論語》與《聖經》的對比

《聖經》中提到的許多歷史事件都是在試圖證明一條規律，就是“天譴與天福”的公式。善者，什麼是善？惡者，什麼是惡？導入公式得出或譴之，或福之的.天道規律。

它所依託的是一條公理：人的認識永遠不可能窮究整個世界。

正是這條公理賦予了“上帝”這個唯一。

《論語》則不同。“仁”的學說的創立背景是，中國人在那時候並不是由於缺乏“智慧”而“禮壞樂崩”的，而是“智慧有餘，協調不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認爲智慧多是天性，人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成熟的。而仁性卻是需要學的。中國那時候缺少的正是這種“仁”的精神。這和後來的“仁性過重”的中國不同，那時候中國精血旺盛，年少輕狂甚至野蠻的很。

雖然在春秋戰國時代有“百家爭鳴”的現象，但是歷史之鹿終究是死於“儒家”之手，儒家在此次歷史表演中表現得精彩搶眼，所以才能登上“百家之首”的峯顛，但是儒學不是宗教。

6、“論語精神”的“惡”之花

《論語》也指出什麼是善的，什麼是惡的，並指出了評判的標準，但是並未形成“自律”，一個基督徒即便本性很惡，他也會誠心地說：“我以上帝的名義”如何如何，但是中國人學到的評判標準是看形式上的東西，這導致了中國人“急功近利”和“重形式，輕實質”“重名義，輕過程”等特性。這是《論語》精神的“惡”之花。這在“科學與商業的時代”如同把城堡建立在沙堆上，是不能長久的。

7、“性本善”思想的根源

“性本善”思想是如何來的呢？筆者認爲這種觀點的提出並不突然和憑空。

其實，整個人類思想不都是“性本善”的嗎？大家可能說西方人的思想就是“性本惡”的，可是說到“本”，他們的上帝不上不是“全善”的嗎？

“人之初，性本善！”就像聖經開篇“神說，要有光！”那句一樣，開始了整個探討的程序。

《論語》中對話的四個分類：對待真理的態度、對待他人的態度、對待周圍環境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態度。

《論語》思維幾乎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特性。

我們分析客觀世界，它可以分爲客觀與主觀的兩個部分。主觀又分爲認識和措施兩個部分。其中客觀的部分就是：現象，它包括事物的表象，性質（好與壞）與本質。措施的部分就是：步驟，力度，方式及後果。

《論語》的思維主要集中在“認識”上，而不是“措施”上，甚至擺脫了“措施”這個核心，把“措施”變成“經驗仁者”的特權。這樣的話，中國社會就斷裂爲“二分”的結構。君臣，夫妻，父子，一直到現在的“城鄉”等“二元”結構。

筆者認爲，“如何提出高明的措施”這樣的核心是《論語》思維的侷限所在，和不足之處。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孔子是含糊其辭的。而這正是“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所在。

“科學”是提出高明決策的最好武器。

筆者提出“引智導仁”就是提倡“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