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讀後感

這是一部雄渾、厚重、沉鬱的書，這是一部輕鬆、熱血、青春的書，這是一部怎麼形容也不爲過的書，因爲它敘述的內容包含了太多的故事，因爲它描繪的時代呈現了太多的元素。

讀這書的時間，我非常快樂也非常感懷，這是這部書的魅力，作者筆力蒼勁、描繪細膩，爲我們刻畫了戰國時期，大秦的逐步崛起。我的心也隨着書中的情節跌宕起伏：爲“赳赳老秦，共赴國難”的錚錚誓詞而熱血澎湃;爲商鞅大義凌然的慷慨赴死而心懷敬意。

秦帝國崛起於鐵血競爭的羣雄列強之際，建立了一個強大統一的帝國，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鐵器文明。帝國所編織的社會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傳統，今天仍然規範着我們的生活，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

民族精神是羣體的思想延續，在中華歷史的演變中，最終融合成我們能看見的那些儒道釋法墨等哲學思想或者散落的民俗文化，以及看不見卻遺傳在骨子裏的一些勇氣或處事方法。然而，也是在歷史的流轉中，我們也失去了或者遺忘了許多。作者孫皓輝在開篇前言裏寫到：“雖然我們沒有忘記秦帝國，但卻也淡漠了那個時代的勇氣與創造力。”

民族的精神，是國家的脊樑，更多的人甦醒，民族纔有希望。

巍巍秦關，莽莽秦川。蒼蒼明月，迢迢關山。同耕同戰，浴血何年。銳士鐵衣，女兒桑田。誰謂明月，照我無眠。天地同光，念日月之共圓。

秦國這個地處西北，文化和經濟相對落後，被中原諸侯稱爲戎狄的邊陲諸侯，卻一躍而起，最終統一了六國。根源在哪裏?在於“大爭之世”求變圖存的毅力，在於“赳赳老秦，共赴國難，血不流乾，死不休戰”的精神根基。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進行了徹底的變法“廢田井，開阡陌，除隸農，賞耕戰，刑無等級，不赦不宥”，使秦國率先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換，極大的調動了下層人民的勞動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至此國力逐年上升，走上了崛起之路。雖然有無數人指責秦政是暴政、秦國是虎狼之師，但是我們應該處於當時的時代背景考慮，秦法無疑具有時代的先進性。法家在大秦裏面出盡風頭，而後世獨尊的儒術被摒棄在一旁!諸子百家都對法家刮目相看，就是因爲商君。因爲秦國近200年堅持法治，而在戰國中最後脫穎而出，六國拍馬難及!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針策略，是秦國在人才戰爭完勝山東六國，爲秦的'統一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河有中流兮天有砥柱!我有英才兮堪居四方!秦雖然本國人才不多，但對於招攬山東人才卻不遺餘力。不問出身門第，但凡有真才實學一律委以重任，絕不惜官吝爵。自秦孝公開始，秦國唯纔是用，是故商鞅法家、張儀縱橫家、蔡澤計然家、呂不韋雜家、尉繚兵家都能在秦國成就一番大業。秦國用人之道不在於學派出身，有才利國則用之。秦非人傑地靈之地，歷代的大才絕大部分都來自六國，若非秦國用人之務實，豈能吸引這些人才?相反六國人才濟濟，卻置之而不顧。譬如魏惠王時期，先後放走商鞅，迫害孫臏，鞭笞張儀，無視樂毅。這些都可謂是治國之大才，每一個人之後都曾改變過戰國的格局，魏惠王不用治國之實才，卻只是禮待像孟子這種所謂的聖人。聖人的大道永遠是摸不着邊際的，講了幾千年的“大同”至今尚未實現。治國在於務實，所以孟子之道永遠解不了魏惠王之困，也終導致魏國的衰敗。

秦國用人之務實還在於“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正因爲孝公與商鞅的青山松柏之情，所以纔會有商鞅的“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相反六國之才大多是懷才不遇，屈原忠心爲國卻始終不能得到大用; “廉頗老矣，一飯三遺矢”何其的荒誕，也終致使一代名將客死他鄉;更爲荒誕的是韓國派水工鄭國去秦國大興水利工程，其美名曰“疲秦計”，最終導致秦國的國力昌盛，爲之後的滅六國提供了充足的財力支持;戰國的最後一位戰神李牧也因“叛國”的罪名被殺，用人之不信，自毀其長城，趙國最終也將自己送進了墳墓。

小說以秦獻公的死去作爲開端，引出了本書的第一個關鍵人物，秦孝公嬴渠樑。如果說火焰的燎原需要最初的火種，那秦孝公無疑扮演了這一角色。他即位之初，秦國正面臨內外交困的艱難局勢。野蠻貧弱本已是頑強盤踞的痼疾，其他國家的全面敵對，一致仇視更是一把高懸於秦國不屈頭顱之上的三尺利劍。六國卑秦，不與會盟，一個瀕臨崩潰的小國，生還是死，繼續還是終結，這是作者拋出的的沉重問題。用手段和計謀解決當下的困難只是治標，究竟如何才能完成一個國家的標本兼治。

法!用法治國!!這是一個斬釘截鐵不容置疑的答案。於是，在商鞅的霹靂手段之下，在秦孝公的絕對信任之上，秦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變法過程中，有反對，有抵抗，有陰謀，有暗箭;有信念，有虔誠，有真情，有血性。作者用揮灑自如的筆墨，把原本隔了簾幕的歷史故事演繹顯得格外曲折起伏，迴轉跌宕。“法”的芽終於在秦國萌發了，可這一切，在大秦帝國的締造過程裏，僅僅是個引，也僅僅只是序幕。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道路無比的坎坷崎嶇，要改變一個落後國家的面貌並使之重生更是需要付出好幾代人的努力。所幸，在歷史的風起雲涌當中，秦國人沒有退縮，接下去的幾代君王也沒有改變初衷，在百家爭鳴的大格局內，他們始終奉行法家之學，排除各方阻力，把秦國一步步推向了鼎盛的巔峯。而秦國的文明，那在剽悍堅毅的血性土壤上誕生的文明，也最終戰勝了並統一了其他文明模式，綻放出無比絢爛的光芒。

縱覽全書，剔除宮闈陰謀，政局鬥爭，情感發展，個人興亡，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一個觀點，那就是，“法”，是大秦帝國得以建造形成的最根本同時也是最大原因，文明的誕生源自於法治的興起，而儒學則不符合戰國之道。針對他的這一觀點，我深感贊同。首先，從先秦歷史來看，儒家之學本就是亡國之論。講求仁義道德，禮讓謙遜，大爭之世，這種論調何能立國?其次，退一步說，儒學即便可用於安邦，也非用於開國。只有用“法”這一冷峻客觀的利器，才能掃除亂世時因人治而產生的一系列失衡混亂，創建全新的國家運行平臺，從而使國家達到一個更高的競爭起點。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依靠法治，而並非依靠人力。作者的這一理念，頗具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