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科技與人文在工程中融合論文

　　摘要：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從對立走向融合是關係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這兩種文化究竟怎樣融合？在什麼樣的場域中融合？則是問題之關鍵。本文擬在“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的理論框架下，把工程納入境域化造物行動的存在論視域，通過對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分裂內在深層原因的現象學反思，來探尋兩種文化在工程這一場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關鍵詞：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自從上個世紀50年代C斯諾明確地提出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的對立以來，一方面，國內外理論界熱烈討論“兩種文化”對立帶來的事關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並努力尋找“兩種文化”融合的各種路徑。但另一方面，“兩種文化”的對立在現實中卻更爲加劇，這從國外近年來發生的索卡爾事件、科學大戰等可見一斑，現實似乎嘲弄着理論界的努力。問題的關鍵在於：“兩種文化”分裂的內在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麼？它們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應在什麼樣的場域中融合？本文擬在“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的理論框架下，把工程納入境域化造物行動的存在論視域，通過對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分裂內在原因的現象學反思，來探尋“兩種文化”在工程這一場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兩種文化”對立的深層原因

關於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對立的根源，C斯諾本人的描述及衆多的文化學、社會學、教育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研究可以說衆人皆知，無須贅述。筆者僅就現象學的一些思路來探討“兩種文化”對立的深層原因。

早在C斯諾之前，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越論的現象學》一書中，已深刻論述了現代科學的危機以及由此帶來的西方文化的危機：“科學危機所指的無非是，科學的真正科學性，即它爲自己提出任務以及爲實現這些任務而制定方法論的整個方式，成爲不可能了。……現代人的整個世界觀唯一受實證科學的支配，並且唯一被科學所造成的‘繁榮’所迷惑，這種唯一性意味着人們以冷漠的態度避開了對真正的人性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單純注重事實的科學，造就注重事實的人。……從人們對我們的文化危機的普遍悲嘆出發，從在這個方面歸咎於科學的作用出發，產生出一些動機，這就是對一些科學的科學性進行嚴肅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爾看來，現代科學的科學性已由實證主義的客觀性所支配，這正是造成科學危機乃至於文化危機的根源。

笛卡兒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題中確立了主體的存在，同時也確立了與主體相對立的客體的存在，由此開創了主客體二元對立的近代認識論。在這種對象性的二元結構中，包含着物理學主義的客觀主義和超越論的主觀主義這兩個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觀主義的方向，從伽利略起，現代科學開始了其將自然數學化的歷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學的直觀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這種新的數學的指導下理念化了；用現代的說法，自然本身變成了一種數學的流形。……用數學方式奠定的理念東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現實的世界，現實地由感性給予的世界，總是被體驗到的和可以體驗到的世界---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2〕這樣，現代科學以客觀化的數學外衣遮蔽了其源發於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對生活世界的遺忘。“伽利略在其從幾何學出發，從感性上呈現的並且可以數學化的東西出發，對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爲人格的主體；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義上都是精神的東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實踐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這種將自然數學化的思維方式與認識論中的客觀主義相輔相成，導致了實證主義哲學的興起，並逐步成爲支配現代科學發展乃至於整個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維方式。

沿着主觀主義的方向，從笛卡兒本人開始，經過貝克萊、修謨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圖建立超越論的主體哲學，“這種哲學的產生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維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維成就的、一切有關客觀性的意義和正當性的詢問的原始基礎。”〔4〕但是，胡塞爾認爲他們都沒有真正實現“哥白尼式轉向”，因爲他們沒有深入研究構造一切存在物的絕對主觀性，也沒有深入研究把握這種主觀性的方法，他認爲唯有通過超越論的現象學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兒以來的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分裂。

笛卡兒的二元論、修謨的懷疑論、康德的認識論等，由於預設了物理實體或物自體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對象性結構，不可能真正解決科學知識如何可能的認識論難題：人的主體、意識如何脫出它的表象的內在性達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對象呢？這條認識論的鴻溝是無法在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對象性結構中跨越的。因此，胡塞爾的超越論首先指的就是對主客體二元對立結構的超越，通過認識者反思自身及其認識生活的原始發生過程，把構造一切存在物的認識活動追溯到無預設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觀體驗之境域(Horizon)，這種通過超越達到的“絕對主觀性”已經不再是主客體二元對立結構中的主觀性，也不是思辨構造的新產物，它是前科學的、前哲學的、非課題化的、奠基性的、主觀相對的、顯現於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過現象學的懸擱才能達到。

胡塞爾並不是要反對現代科學，而是要現代科學重新植入它本身源發但又被它忘卻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國現象學家克勞斯黑爾德所說：“在胡塞爾對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對現代科學精神的徹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這個批判並不是從根本原則上否定科學。相反，胡塞爾所關心的只是對科學和作爲科學一般基礎的哲學的更新。”〔5〕胡塞爾從他後期發生現象學的觀點指出，以實證主義爲基礎的現代科學不僅忘卻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現實發生的境域，改變了傳統科學對境域的依存性質，使自身成爲絕對客觀性的、與直觀境域徹底無關的知識體系，在這樣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爲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轉變成爲客觀自在的、無限的科學世界，成爲主客體二元對立結構中對象化的客體。

在實證主義的觀念裏，科學世界不僅脫離了境域的束縛，而且反過來要主宰生活世界，成爲生活世界的基礎，使生活科學化。但是，這種去除了境域的客觀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喪失爲代價，“希臘-歐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們看成是人之所以爲人的根本。……整個西方的人文傳統自始至終貫徹着‘自由’的理念。”〔6〕 同樣，“對於胡塞爾來說，真正人性的東西是自由，它被理解爲我作爲先驗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責任，這種原-自我是無法通過任何對象化來獲取的。我對我的行爲負有責任，而行爲意味着一種對可能性的把握。”〔7〕這種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爲中開啓自身的，它無法與人的行爲分離開來。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觀化的對象世界裏，人無法對自己的行爲負責，這將意味着放棄人的責任，喪失人的自由，從而喪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體在其歷史境域之中原促創(Urstiftung) 的並積澱(Sedimentierung)下來的語言、文學、藝術、邏輯、歷史、宗教、哲學等人文科學傳統都將喪失意義。“現代的生存似乎已經分裂爲在一個帶有自然科學技術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組織中的無精神生活和在一個歷史地和個人地成長起來的世界及其文化產物中的充實的此在。”〔8〕這正是“兩種文化”分裂的深層原因。

胡塞爾對現代科學精神的批判並不是要滋長這種分裂情緒，相反，“胡塞爾的思維具有對這兩個方面的親和力並因此體現了對這‘兩種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們或許可以從他深刻的思想中尋找到“兩種文化”融合的思路。

2 兩種工程觀

“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10〕提出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概念指稱的變換。關鍵在於工程具有不同於科學、技術的相對獨立的本質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觀點中，技術是科學的應用，而工程則是科學和技術的應用。按照這種觀點，既使把工程從技術中劃分出來，工程的本質仍將遮蔽在技術陰影之中，工程哲學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術哲學樊籬，仍然會把工程哲學當成某種“技術的工程哲學” 來建構。把工程理解爲應用科學、技術的造物實踐活動，確實存在其詞源學的依據。在英語中，工程“engineering”的詞根爲engine（機械）和inge-nious（有發明才能的），它們都起源於同一個拉丁語詞根ingenerare，即“創造、智巧、聰明”的意思，其詞根gen的意思爲“生產、製造”；engine在古英語中又具有“to contrive”（設計出來、設計做到、發明造出）的含義。隨着科學、技術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工程不僅爲技術而且是科學即engineering sciences，於是engineering在原‘活動過程或結果’上又增加了‘學科理論’含義。”〔11〕總之，學界大多數人十分自然地傾向於把“工程”界定爲“把數學和科學技術知識應用於規劃、研製、加工、試驗和創建人工系統的活動和結果”〔12〕，屬於改造自然的實踐範疇。

筆者十分贊成“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的理論觀點。但對許多人把工程本質理解爲應用科學技術的造物實踐活動的觀點不能苟同，我把這種工程觀稱之爲：“科學化、技術化的造物實踐論”。相應，筆者將依據發生現象學的思路，把工程納入境域化造物行動的存在論視域，嘗試形成另一種工程觀：“境域化的造物行動論”。

在科學技術哲學傳統的視域中，實踐被理解爲人們爲了獲取物質文化生活資料，滿足人類社會需要而進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感性物質活動，它作爲人類實際地處理自身與世界之關係的活動過程，總是以對人與世界關係的觀念處理爲範導，是在觀念地處理並處理了人與世界關係之後才得以進行的有目的的、能動的、改造世界的物質活動。〔13〕工程實踐作爲應用科學、技術理論知識及經驗的造物實踐活動，首先也要以人與世界關係的觀念處理爲前提，在現代科學的視野中，世界展現爲客觀自在的、數學化的、無限的科學世界，人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構成了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對象性關係，科學、技術的認識活動，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實踐活動都是在這個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對象性結構中進行的。這樣，工程本質上就展現爲：在科學活動建構的自然圖景和自然規律的框架內，遵循技術活動建構的以自然規律爲前提的“怎麼做”的程序化知識，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按照數學化的方式去籌劃和改造自然、構造人工物的活動，通過這種活動實現理論向現實的飛躍，實現客體的主體化，從而達到主體的目的、滿足主體的需要。這樣理解的工程實踐正是一種對象性的活動，人類通過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離的主、客體統一起來。然而，“實踐”(praxis)一詞的含義極爲複雜多變，其原義只與人的意志、倫理、道德行爲相關。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把知識(episteme) 分爲三類：實踐的、製造的和理論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論知識與認識(episteme) 相關；製造知識與技藝或技巧(techne) 相關；而實踐知識與實踐智慧(phronesis)相關，其目的是通過獲得性的倫理能力導向明智行爲，倫理能力只能通過生活在不同社會情境中的人的個體經驗才能獲得，這種經驗不同於感覺經驗，也不能光靠語言來交流，而要靠人的具體參與和親身體驗才能獲得。〔14〕可見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實踐是境域性的倫理行爲。康德也在意志、倫理行爲的`意義上使用“實踐”一詞，反對將其擴大化。但如今，特別是在中國，“實踐”一詞擴大化爲指稱除理論思維之外的一切人類行爲。

這種“科學化、技術化的造物實踐論”工程觀在本質上顯然同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致的，胡塞爾對現代科學客觀主義所造成危機的批判，同樣適用於這種工程觀。現代科學對生活世界的遺忘，必然也會導致工程對生活世界的背離，加深文化的危機，加深我們這個世界的非人性化，從而逃避人類的責任！在這種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裏，從根本上講不可能把主客體重新統一起來，更不可能把“兩種文化”融合起來。

發生現象學是胡塞爾後期思想的主要形態，與其前期的靜態現象學研究先天規則結構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驗主體性的自身構造和世界構造的時間過程。這種在時間中的構造是在境域中發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覺範圍，它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其有限性與知覺的現實性相關，而無限性與知覺的可能性相關；個別的境域顯現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構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徵，通過不斷的超越，最終達到普全的境域，構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開啓出世界。“所謂的世界就在現象學上被理解爲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聯繫(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義指引的個別聯繫都共同歸屬於其中，而我們的行爲就是由這種意義指引來引導的。”〔15〕可見，在發生現象學中，人與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關係不再是自然主義常識觀、實證主義科學觀中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對象性關係，而是境域化關係，這種關係是自明的、非預設的、非課題化的、存在論的而非認識論的關係。

筆者認爲，只有把對工程本質的反思，納入這種存在論的境域化結構中，把工程理解爲境域化造物行動而不是科學化、技術化的造物實踐，理解爲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義，從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質，避免實證主義的工程觀帶來的危機。一切思想、文化和行爲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歷史地發生的，並在境域中彼此關聯，這意味着存在“兩種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動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這正好體現了胡塞爾的發生現象學對“兩種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與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將“兩種文化”融合起來是獲得學術界多數共識的主張，但是，怎麼才能把它們融合起來？在什麼場域中融合起來？學術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兩種思路：其一，主張以科技文化爲主體，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薩頓的新人文主義就是這種主張的典型，“薩頓堅信科學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他最高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種以科學爲基礎的新人文主義，即科學的人文主義。他的學術活動就是爲了要實現‘全部知識的綜合’，使科學史成爲聯繫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橋樑”〔16〕；其二，主張以人文文化爲主體，讓科技迴歸人文，“在某種意義上說，人文是萬學之母，是一切學問的母親，也是今天所謂的自然科學的母親。……我們要不斷重申母體性，而且希望這些長得高大威猛的了兒子們要不斷迴歸自己的母體。”〔17〕“科學的人文本性是什麼？我認爲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就在於科學丟棄了自由的理想，而淪爲‘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學是真與善的統一。……自由的科學是真與美的統一。”〔18〕

雖然這些主張都不乏深刻之處，但是在筆者看來，如果不深入批判現代科學的實證主義基礎，不超越近代以來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認識論結構，那麼，無論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還是企圖使科學回歸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實現的。按照我們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動論”工程觀，在工程這一場域中，爲什麼存在“兩種文化”融合起來的可能性呢？

從胡塞爾對“兩種文化”分裂的深層原因可以看到，這種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於現代實證科學對生活世界的遺忘，因此，要把“兩種文化”融合起來的關鍵就在於使客觀科學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學。現代科學因其客觀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徵，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學必須重獲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學才具備與在歷史中形成的並在境域中源源發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這種融合唯有通過人的境域化行爲才能實現。在胡塞爾的早期思想中，“行爲”（Akt）概念指稱的不是現實的行動(actus) 、活動，而是意識行爲，它可分爲“客體化行爲”與“非客體化行爲”。“客體化行爲”指包括表象、判斷在內的邏輯—認識的智性行爲，它們是使客體或對象得以被構造出來的行爲；而“非客體化行爲”則意味着情感、評價、意願等等價值論、實踐論的行爲活動，它們不具有構造客體對象的能力，並認爲“客體化行爲”是“非客體化行爲”的基礎，但後來，胡塞爾在他的倫理學中承認這兩種行爲之間存在着“一條深深的鴻溝”〔19〕。不走出這種早期的意識哲學，胡塞爾是不可能超越這條鴻溝的。這也意味着僅在意識的、觀念的層面不可能超越“兩種文化”的對立。

在後期轉向生活世界的發生現象學中，胡塞爾的“行爲”概念擴展爲不僅指稱意識行爲而且包括身體的行爲、現實的物質行動，當然，這種擴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現的。“由於舊科學(指傳統科學--筆者) 束縛在境域上，因此它們與人的前科學的‘實踐技藝’相聯結，如丈量術、治療術等等。希臘人將立足於這種技藝上的知識、熟知稱之爲‘技術’(techne)”〔20〕這裏，胡塞爾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學同樣存在對境域化技術的依賴。美國技術現象學家D伊德認爲：胡塞爾“他的後期著作，《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1936) 發展了一種高度體現的、知覺現象學。他宣稱，科學，特別是由數學化和理想化所驅動的科學，‘遺忘’了在文化和歷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類身體與知覺的存在。在分析這一危機的過程中，胡塞爾採取了暗含的期待技術哲學可能作用的兩個步驟。”〔21〕這兩個步驟指的是胡塞爾以銘寫技術和測量技術爲例，來說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術行動在擴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識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工具分析”、梅洛龐蒂對身體行爲結構的研究、D伊德對技術行爲在人與世界境域關係中的居間調節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極大地推進了境域化技術行爲的研究。由於這些哲學家沒有明確區分技術與工程，他們對技術行爲的分析，在相當的程度上也就是對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動的分析。

工程作爲人在生活世界中構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質性行動，它與人類基於主動性的其它創造行爲一樣，可稱之爲胡塞爾的“原促創”，它不是個人行爲，而是人的共同體的行爲。當一項工程完成或一個新工具被髮明時，一個“原促創”便形成了，隨着“原促創”的被動“習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變，新境域的發生，人工物的建造與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過造物行動的“原促創”和使用過程的“習性化”，從而構造出新境域的發生過程。任何主動的“原促創”，都要以被動的“習性化”爲前提，“正是主動和被動發生的現象學才系統地將所有構造發生統合爲一個總體聯繫，並且它堅定地提出這樣一個思想：意識不是孤立的對象，而是境域並因此而構造着世界。”〔22〕同樣，工程也不僅僅是孤立地應用科學技術的造物實踐，而是要把人類歷史上所“原促創”並通過“習性化”積澱下來的科學、技術、文化融合於境域之中，構造出人類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與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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