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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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超現實主義電影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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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所知道的故事。

淺談超現實主義電影在中國

2002年,來自山西孝義的韓傑從北師大畢業了。某日,在一個地下電影的映後交流會上,他和那位導演一見如故,並在臨走時留下了自己拍攝的學生作業。不多久,他便成了那位導演的助理,並在日後的電影拍攝中擔任起副導演來。那位導演也是山西人,名叫賈樟柯,而他們那天看的電影《站臺》講述的也是一個和山西有關的故事。

在爲賈樟柯做副導演期間,韓傑寫了好幾個劇本,但都因爲種種原因最終流產。直到他把目光對準故鄉,對準礦難、大仙、遊蕩的青年等自己熟悉的對象,才終於有了處女作《賴小子》問世和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部《Hello!樹先生》。固然《Hello!樹先生》在東北取的景,但它所展現出來的環境風貌其實和之前賈樟柯用一系列電影所構建的“山西想象”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隨着該片在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一舉獲得了三個含金量很高的獎項,年輕的韓傑也就此浮出水面,進入到主流媒體的視野當中。這無疑是一個有關“電影夢想”的勵志故事,而巧合的是,“夢”的元素恰恰也是構成《Hello!樹先生》這部電影的關鍵性零件。

這無疑是一部很奇特的影片,主人公“樹先生”是小村子裏一個遊手好閒又不着調的小人物。在經歷了現實生活中一系列肉體上的打擊和精神上的摧殘之外,他開始進入到自己的幻想世界裏,卻也因此陰差陽錯的成爲了鄉里的預言家,受人尊敬。

電影的前半段,鏡頭直抵社會生活的最底層,聚焦的可以說都是微博上的熱點話題,將礦難、陋習等陰暗面展現的淋漓盡致,在風格上被公認爲“有着很深的賈樟柯印記”。但在對待人物最終命運的問題上,韓傑背叛了他的師傅,給出了一個出乎意料又格外有趣的答案,讓“樹先生”擺出一副超現實主義的姿態將所有現實的苦難在笑聲中化解於無形。

雖然韓傑本人說這部電影的創作是受了楊爭光的小說《老旦是一棵樹》的影響,但從視聽語言、故事表現的角度來看,這個諷世的.寓言卻在形態上更接近意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在那部小說裏,男爵正是經歷了人世間種種挫折,帶着一肚子怨恨爬上了樹併發誓永不下來。電影裏的“樹先生”也是在看盡世態炎涼後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另一個國度,成了在中國的“男爵”。用超現實主義的方式表現對現實的無奈和悲哀,兩部作品可謂是不謀而合。

不過超現實主義在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悠久歷史,從繪畫引申到文學,作爲文學潮流雖然很快消退,但這股思潮形成的美學影響力卻波及到了藝術的各個領域,當然也包括電影,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西班牙的“超現實主義電影之父”路易斯?布努艾爾,而這傢伙最近也在伍迪?艾倫的新片《午夜巴黎》裏再度“現身”。他標榜“超現實主義是一場充滿詩意的革命性和倫理性的運動”,可惜這場“革命性的運動”在萬里之外的中國沒有發展起來。

中國文化長期以來“文以載道”的傳統經驗和左翼電影從上世紀30年代就開始灌輸的現實教育意義,令超現實主義電影長期缺失於中國電影的歷史長河之中。我在網上看到有位北師大學生在論文《法國超現實主義電影和中國超現實主義電影的比較分析》中竟然堂而皇之的把武俠片作爲“中國超現實主義電影”唯一可以提供的例證,在感嘆荒謬的同時,也不得不發出對“樹先生”命運的類似的感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能在事事都講究“源於生活”的中國電影裏出現這樣“先鋒”(其實並不先鋒)的表現手法,《hello!樹先生》可以稱得上難能可貴。(在這裏還要強調的一點是,超現實主義並非完全脫離現實,而是要在超現實中發現更真實的現實,掌握此原則就可以將超現實主義電影同《太陽照常升起》之類超現實電影區別開來。)

跟很多看過這部電影的朋友聊過,發現大多數人還是對“賈樟柯式”的前半段更爲認同,而我恰掐最喜歡後半段的荒謬,特別是“樹先生”摟着礦業集團老總說出的那番宏偉藍圖——開發月球。那一刻,我便想到了賈樟柯《三峽好人》裏的那幢超現實的飛天的廢樓。超現實主義從萌芽到長成一棵樹,在中國電影裏用了五年的時間。不過現在這棵樹顯然還不夠茁壯,昨天去電影資料館看尤里斯?伊文斯的封鏡之作《風的故事》,荷蘭電影大師居然可以把紀錄片拍得充滿超現實主義色彩,相比之下,中國電影人的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後文是我今年夏天幫NUMERO雜誌做的一期韓傑的簡短採訪。

NUMERO:“樹先生”這個角色在現實生活中有原型嗎?

韓傑:他是一個有意思的人,我的老鄉,但實際上也並沒有像樹先生這樣瘋狂。其實這種形象的塑造是很多虛的和實的綜合在一起創造出來的,包括阿Q之類的,都有共同的地方。

NUMERO:我注意到這部電影和你的第一部作品《賴小子》似乎有很多相同的元素。

韓傑:實際上裏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是延續的。比方說在《樹先生》裏,“樹先生”離開村莊時,他站在村口看那個村莊。《賴小子》裏的三個青年離開家時,也站到村莊的遠處看這個村莊。它是得不到的一種情感,我跟故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實際上在電影裏是有體現的,就是說我經常想離開,但是又經常想回來。

在《賴小子》裏面,那個年輕人不知道下一步該去哪,一直在逃亡,然後突然被安排來了一個大仙給他們算算下一步怎麼做。命運這個東西,經常被荒謬的事物所控制、所幹擾,那麼到了《樹先生》我就完全把它發揚光大。這不是對迷信的放大,而是貌似迷信的背後,體現一種外在的中國式的文化問題。

NUMERO:《樹先生》裏更多的是你對家鄉的生活體驗,但爲什麼你把背景放在山西?

韓傑:《樹先生》只是說我想換一種電影的空間,換一種地方色彩。我的經驗是東北人特別善於表達自己,隨便一句話他可以說的很幽默,我覺得電影應該有樂觀的東西,它要比第一個電影《賴小子》更有趣,更豁達一些,所以就跑到東北看,結果超出了我的想象。

NUMERO:我覺得“樹先生”哥哥這個人物在電影十分的出彩,特別像美國60年代嬉皮士的感覺,你是想通過他表達什麼?

韓傑:很複雜的一種情感,一下子難以說清楚。它首先是這個家庭的一個過往的歷史,我們總有過往的親人是忘不掉的。具體到“樹先生”的家庭來說,他的哥哥是80年代一個反叛青年的典型代表,他哥哥的這樣一種形象,對他來說是一個特別美好的回憶,從而衍生爲他對80年代的一個美好的回憶。另外一層意思,他哥哥其實也代表了80年代無辜被奪去生命的人。它被定義爲一個“流氓”,其實現在看根本不算什麼,但當時的社會現象就是,流氓要麼被抓了起來,要不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哪了,最後若干年以後回來已經年過40了。這都成爲一種既美好又殘酷的想象,也是一個家庭、一代人的歷史和給80年代做的一個情感上的回顧。

NUMERO:這個電影給我感覺想反映的東西特別的多,比如說父子關係、家庭關係、人和自然的關係等等。

韓傑:總結成一句話來說,就是像魔方一樣在扭動的一個社會對人格形成了一種擠壓,產生了扭曲的人格,在這個魔方里面它有很多你看到的不同色彩。不過黑澤明他也說他所追求的力量是一個很簡約的電影。作爲我的第二部電影來說,確實這個電影有太多想表露的東西,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NUMERO:很多人都覺得王寶強在電影裏面的表演應該拿一個影帝,最後這片子在上海電影節拿了三個獎,卻獨缺一個影帝桂冠。

韓傑:他已經是我心目中的影帝了,將來他還會有更好的成績。但這個成績只是成績,實際上我並不看重這個成績,我覺得更多的是拍一部電影,通過感情的投入,能有多少人在跟你產生共鳴。獎項這東西,我們討論它的時候,它是一種座標。它有一種遊戲規則在裏頭,無關好壞。

NUMERO:但是很多文藝片的導演,會迎合電影節的規則,或者說是爲了電影節拍電影。

韓傑:是,像大學聯考似的,有些考生他會模擬,模擬的好他會拿很高的分,但他實際上並不是說這個學生是個好學生,一樣的道理。但我認爲爲電影節拍電影,不值當。

NUMERO:那你拍電影的動機是什麼?

韓傑:找到我的觀衆,我通過這個電影產生好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