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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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文化研究需要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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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人幫"倒台後有幸上大學的那批人,那時一片廢墟正待萬象更新。我這樣年齡的人經歷了長期"文化剝奪",的確是患有嚴重的"文化營養不良症"。記得當時學校圖書館分批解禁各種圖書,我們這些亟需"惡補"的人飛快地讀完了開禁的書目,等待着下一批。細細想來,那會兒真實有一種名著"情結",老師課堂上講的是名著,學生課下讀的是名著,大家宿舍裏討論的是名著,寫作時心儀模仿的仍是名著。一言以蔽之,那時在我們眼中,文學研究就等同於名著研究。

經典的文化研究需要改進

不是嗎?一部文學史,就是名家名作的排列組合!

隨着學養的增長,逐漸發現心中所敬仰的那些學術大師們,談論的也同樣的里程碑式的傑作,即便是那些來自民間鄉土的神話、話本或圖畫,亦被學院化的眼光拔高、純化和提煉為充溢着神祕而不可企及的經典光環了。也許,一個民族文化的精粹便是由這樣一些光彩過人的經典構成的。確實,想象一下,如果中國文學史沒有屈原、陶潛、李杜、曹雪芹和魯迅,那將何等蒼白?!經典塑造了我們的集體文化記憶,舍此歷史將變得索然無味。

然而,除了經典,還需要別的什麼?皓首窮經於經典當然是學者的一種生存方式,它如今仍很有誘惑力地召喚着青年學子。但只有經典似乎是不夠的。歌德曾言: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話語中透露出某種對經院式的思考的輕蔑和鄙視。看看我們的日常生活,閲讀《離騷》、《紅樓夢》似已不那麼常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被充分地媒介化了。電視、廣告、通俗小説、流行歌曲、時尚服飾、攝影、家居裝飾等等。這才是我們現實的日常生活,是我們真實的存在。經典或許正在日益遠離我們而成為精神的"烏托邦"。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此遺訓今天已不再有效,我們生存在日益消費化和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中,它並不是由種種經典構成的

文化研究可以説正是順應這個歷史趨勢。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文化,而文化無所不包,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衣食住行,舉凡一切人的活動和現實,都被納入文化研究的廣闊視野。從文化研究的歷史來看,有一點值得深省。澳大利亞學者杜林稱:"文化研究不是一門像其他學科那樣的學科。它既不具有界定明晰的方法論,也不具有明確界劃的研究領域。"所以,"文化研究當然就是文化的研究,或者更具體地説,就是當代文化的研究。"從嚴格的學理角度來看,這種説法不是同義反復便是不得要領。然而我以為,在這種似乎閃爍其辭的説法背後,其實藴含了一個深刻的想法,那就是文化研究是對經典化的學科範式的顛覆。

毫無疑問,經典化的研究是與學術的制度化密切相關的。換言之,從古代智慧型的學問,到當代知識型的學術,其間的變化非常深刻。文學研究如今有其固定的邊界和範式,有其獨特的話語言説方式和方法論。一代一代學人進入這一研究領域的過程,毋寧説就是接受種種範式和術語強制的過程,就是完善甚至鈍研究者現實關懷和敏感的過程。於是乎,當人們習慣於這些學科、範式和思維方式之後,當他們成為合格的、符合角色期待的學人時,經典化的血脈便在不知不覺中浸潤他們的思維肌體。一種看似專業的目光遂亦形成。不妨説是一種職業敏感,有丟失了種種對自我最直接的生存日常性的敏感。經典遮蔽了對非經典的注視,研究經典意味着施行隱蔽的"權力話語",把非經典的日常生活從我們的思考中驅逐出境。一個奇怪的'雙重生活構成了日益受經典化薰陶的學者們的生活:一方面是活潑新鮮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是終日在經典中沉思的烏托邦,兩者的分裂達到了無法彌合的程度。

文化研究也許不像傳統的經典研究那樣艱深莫測,也不像經典研究那樣涇渭分明範式明確,甚至它沒有那麼多直接可資借鑑的理論資源。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文化研究衝破了學科界限和經典束縛,把我們的目光轉向了更為鮮活的日常性,轉向當下的直接生活情境。因此,文化研究的衝動首先就來自它對學術制度化和經典化的反動。它衝破了學科業已形成的悠久的"條條框框",賦予思者更多的自由和更加廣闊的學術視野。這種狀況在西方學術界已漸成氣候,越來越多的英文系課程不再拘泥於希臘史詩、悲劇、莎士比亞、彌爾頓……,而是大眾媒介、電影、女性主義、時尚、視覺文化等等。日常生活進入學術視野,其意義非同小可。過去我們常常提倡理論聯繫實際,經典化卻妨害了理論對實際的關注。日常生活進入學術,恰到好處地使得理論迴歸實際,重新喚起我們日漸麻痺的現實關懷。當下的人文科學思考少談些什麼"終極關切",還是多一點現實關懷更有現實意義!

再者,文化研究非經典化的衝擊,帶來了研究的多學科交叉的可能性。制度化的學科就是強調的是規範化的研究,規範的研究與非規範的研究一目瞭然。學術訓練和學者專業資格的獲得,在相當程度上就是適應也已確立的特定學術範式。所以我們不難發現一種現象,在既有的學術邊界和規範中活動,即是最安全的,又是最省力的,因為制度化是一種保障。比如,學術刊物的專業化,使得習慣於某種學術寫作和主題的文章可以順利刊出,而看似"不務正業"的文化研究,多學科研究的嘗試之作,便難以找到合適的"言説陣地";在學術機構內普遍流行的學術成果的統計和評價規範,也確保了符合現存經典研究的成果佔據了顯赫位置,而有左道旁門之嫌的文化研究卻面臨着邊緣化和遭貶斥的可能。這也暴露了在當代中國學術研究越來越規範和制度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多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研究困難重重的局面。文化研究不啻為一種有力的衝擊力量!

也許正是這種反學術制度化和經典化的文化研究的某種內在的親合力作祟,這些年來,我更多地關注文化研究問題,以一種也許不那麼規範和正統的方式來思考更為現實的問題。當然,其中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我已有深切體驗。更為有趣的問題是,文化研究就其初衷來説是對制度化經典化的文學研究的一種反動,但是,文化研究本身是否也會被重新制度化和經典化呢?其實這種擔心並非多餘。文化研究的確有一種被重新制度化的可能,雖然在中國當前的學科分類中尚未有明確的文化研究學科,隨着研究漸成氣候,隨着一種越來越多的大學課程中文化研究科目的湧現,它也有可能被現有的制度化和經典化學科建制所吞噬。説來也是,今天被我們視為不可企及的經典,在當時也許不過是最最普通和通俗的日常之作,爾後經過文人墨客的加工修飾,經過學者專家的拔高升華,它們才逐漸成為了我們心中的經典。這一規律倒是在提示我們,今天作為日常普通生活現象的文化研究的對象,是否在日後也有可能被經典化呢?如果今天的日常生活也被明天的學術研究經典化,那麼文化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淪為它所要抵制和顛覆的東西。顯然,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我們還需要尋找新的思路來顛覆經典化和制度化了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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