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綢補農業

糧食歉收，農民織綢補農業

商代甲骨文中的“桑蠶絲帛”

西周銅戈上的桑圖。

山東素產柞蠶，紡織業也很發達，織成的繭綢最有名，上品則出自昌邑市柳疃鎮。昌邑當地並不放養柞蠶，只是受制於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惡劣，柳疃一帶鄉民不得不尋求織綢這一獲利還算豐厚的副業，來補貼常常歉收的農業；蘇州織造李煦又將織府綢的技藝傳回家鄉，柳疃從而發展成爲“絲綢之鄉”。

濰淄流域經濟發達，周邊地區居民善於紡織

濰坊地處海岱之間，南接泰沂山脈，北面是渤海，泰沂山脈的北側，由於山海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以濰水、淄水兩條大河爲主的諸多河流，濰水和淄水是濰坊和淄博的古代人類文明起源的母親河。

濰淄流域早在史前時期就有着發達的經濟與文化，到了夏代，絲織業已非常發達。據青州市蘇埠屯商墓出土的玉蠶證明，早在3500餘年前，這裏已有了植桑養蠶業，並能生產一種細葛布，用來製作衣物。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是全國桑蠶生產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與齊國相鄰的紀國，中心在今壽光一帶，其疆域大約在西至臨淄東數十里處，南至臨朐，東到安丘的範圍之內。這一帶正是濰淄流域下游的中間地帶，有着發達的大汶口龍山文化。

昌邑柳疃鎮歷史悠久，屬龍山文化，公元前717年（東周桓王三年）昌邑置縣，曰?邑，屬紀國，當時柳疃鎮故地的政區名並沒有考證，但據清乾隆七年《昌邑縣誌》記載：“?城在縣西北四十里的海濱”，既然說是海濱，往北就沒有其它地方；《萊州府志》又稱：“昌邑縣……青陸諸山接乎南，膠濰衆河經其北，三齊之巨邑，海隅之咽喉。”可見昌邑縣故地自東周紀國的?邑至今，雖幾經沿革，但北邊毗連渤海，東邊以膠萊河爲界，柳疃故地始終都在這個範圍之內。

古紀國之所以稱紀，可能也是與發達的絲織業有關。紀國的“紀”字，在《說文》中解釋：“紀，別絲也，從系己聲。”“紀”字從系，表示與絲線有關。傾心於山東地方文化遺產整理和保護的王獻唐先生曾說，《經》《傳》史籍中紀國的紀，全文都不從系，只作己……其實，己就是紀的初文。《方言》中也描述：“紀，緒也。”卜辭、金文中，己都像一根彎曲的絲緒，正是紀字。由此也可以認定，無論是系，還是己、紀，都與蠶絲、絲織業有關，表明古紀國的居民是以善於絲織業而着稱的。

東萊之地出產野山蠶，明代柞綢已享有盛名

柞蠶又稱爲野蠶。在古代，我國一直是以桑蠶絲聞名於世，柞蠶絲綢既沒形成規模也沒有能呈現出其個性，因此只能依附於桑蠶絲之中。直到公元26年，也就是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年，野蠶成繭，農民收集蠶絮，抽絲織綢或做它用，這纔有了利用柞蠶的記載。

唐代的房玄齡撰寫的《晉書》載，西晉太康七年，距今已1700餘年，當時山東半島的東萊之地，出產大量的野山蠶，且成繭40裏地，當地人繅絲織之，名曰山綢。山東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山東地區的原始東夷人是以“鳥”爲圖騰的古老民族。他們發明了弓箭等，用以狩獵走獸和飛鳥，在日常的獵鳥中，發現和觀察到鳥與蟲，尤其是蠶蟲、蠶繭的變化，從而發現了繭絲並加以利用。

在山東半島廣大地區，至今流傳有許多關於蠶祖嫘女教化人民育蠶、繅絲、織綢的美好神話傳說。嫘女，黃帝之妻，北周以後被祀爲“先蠶”（蠶神）。而山東半島東萊的野蠶、繭、絲、山綢在西晉太康七年，就已被記入史書，比嫘女（蠶神）幾乎早了近百年，看來東萊的野蠶、山綢的事實，爲蠶神嫘女做了這個美妙神話傳說的鋪墊。由此種種，山東半島的絲綢，是我國早期絲綢發詳地之一。

到了明代，柞綢逐漸顯出它的個性和特色，明崇貞年間（1624-1644年）山東出產的柞綢已享有盛名，被外國人稱之爲“山東綢”，從此柞綢和桑絲綢比翼齊飛，並駕齊驅。有一個故事：明永樂初年，禮部尚書李至剛上奏皇帝說，今年山東一些地方野蠶成繭，繅的絲送到禮部，請率領百官慶賀此事。明成祖高高在上地說：“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雖只一句話就把這位尚書的建議給否了，但可以看出柞絲綢是祥瑞之物，亦可以推斷出當時柞蠶的放養很盛。

古青州是柞蠶生產的發源地，通過各種途徑，逐漸傳往山東省內外各地。明末清初，山東柞蠶放養技術漸成熟，諸城是放養柞蠶技術最早成熟的地區，順治年間，諸城縣石門村附近“山多生槲樹林，是土人之野蠶場，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土瑞。”並詳細記述了柞蠶放養和捻線繅絲技術。康熙年間，柞蠶放養已很盛行，康熙三十年（1691年），諸城人還教煙臺棲霞人種植柞樹，飼養山蠶成繭。到乾隆八年（1743年），皇帝弘曆命令山東省的撫臣編訂《養山蠶成法》，同時下令“素產椿、青等省份將餵養椿蠶、山蠶之法，移諮該省督府，聽其依法餵養，以收繭利”。從此中國野蠶養殖史上發生了一個飛躍，到清末民初就形成了我國柞蠶史上的“黃金時代”。期間柳疃抓住這個機遇，得到了迅速發展。

柳疃自然災害多 村民織綢補農業

明萬曆年間編纂的《萊州府志》距今已有400多年的歷史，其“物產篇”中記載昌邑產“絲、棉、麻、絹、布、山繭綢等”，這是關於昌邑絲綢起源的最早記載。柳疃在昌邑城北10公里處，地處萊州灣畔，居濰河下游小龍河航運入濰河口的樞紐點上，自古至今，村稠人密。因盛產絲綢，馳名中外，被譽爲“絲綢之鄉”。

柳疃雖然處於野蠶故鄉這個大地域，但鹵地含鹼，並不能種植柞樹，不產柞蠶，又何以發展成爲“絲綢之鄉”的呢？這是與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的。這一帶“瀕海瘠滷”，明末戰亂之後，地荒了，人民流離失所，大凡來這裏當官爲吏的不過一年都說“幹不了幹不了”，趕緊想法子調離。

濰河水從柳疃以東1.5公里處北流入海，因河堤失修，尤其是下游，洪汛期柳疃周圍一片汪洋，平地上河水海水混爲一體，土地“窳（yǔ）滷脆薄”，洪水過後“禾稼無收”“歉收”的事情常有發生。1751至1907年156年中，濰河發了11次大水，渤海發大海潮三次，秋季大澇三次。除了澇災還有旱情，明清時期，連續半年以上滴雨不下的年頭很多，往往是當年七八月至次年五月，導致秋作物和第二年的小麥絕產。小農經濟根本無法抗拒這樣的自然災害。

當地的惡劣環境迫使人們不得不尋求副業門路，以補農業不足，處於野蠶故鄉的柳疃覺得絲綢業獲利甚厚，且原料柞繭豐富，容易收穫，便開始繅絲織綢。“唧?m咯噔織，兩天織一匹，五天一個集，賣了糴糧吃”，就是柳疃絲綢與當地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真實寫照。

昌邑柞蠶絲綢產業的興起，姜氏的貢獻是最大的。清康熙年間的肱股元良、顯宦名臣李士楨，本姓姜，祖籍昌邑奎聚街道東隅村，其中姜姓有一支在柳疃鎮的姜家寨。李士楨的長子李煦官至寧波知府、蘇州織造。

後來，李煦和妹妹將蘇杭織府綢的工藝、工具傳回故鄉，使昌邑的織造技術融入了江南血統。織造府監製的綢子是專供皇室用的，柳疃仿製的府綢雖然不是得天獨厚，但以其質地柔軟、色澤鮮豔而成爲炙手可熱的料子，因而當地織綢業漸趨繁榮。天長日久，昌邑境內只有柳疃一帶生產絲綢，故外地人多稱昌邑絲綢爲“柳綢”，府綢就成了柳疃的特產。

到19世紀末，柳疃一帶已是村莊如毗鄰，織機上萬數，國內外綢商雲集，並有二十碼單老寬、五十碼長綢、三十碼粗老寬等多種繭綢出口國外。

蜀繡蜀錦：絲綢王國兩朵奇葩

中國有四大名繡，蜀繡爲其中之一，號稱“蜀中之寶”，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中國還有四大名錦，蜀錦爲其中之一，古人稱錦，金也，其價如金。蜀錦興於漢，盛於唐。近日，記者來到蜀錦、蜀繡的家鄉四川成都，一睹了蜀繡、蜀錦的芳容。

蜀繡將中國的刺繡工藝推上了巔峯。特別是蜀繡經典技法“異色異型雙面繡”，在薄如蟬翼的尼龍紗正反兩面繡上不同圖案的刺繡作品，而且針腳藏而不露，可謂鬼斧神工。記者在成都文書坊街採訪了蜀繡大師孟德芝，她曾是成都蜀繡廠的一名普通繡工。2006年，蜀繡廠改制，下崗的孟德芝成立了成都夢苑蜀繡工藝品有限公司。當地政府對蜀繡的扶植，使孟德芝在成都文書坊文化一條街有了自己的門臉，併成立了蜀繡研究院，她培了多名養蜀繡技工、學生，並吸納街道下崗再就業人員，帶領下崗的姐妹們爲傳承發揚蜀繡古老技藝忘我的創業工作。

記者瞭解到，目前能掌握“異色異型雙面繡”的蜀繡藝人屈指可數。孟德芝是其一，她憑着天賦和對蜀繡的酷愛，在蜀繡領域成爲了鼎鼎有名的大師，並多次代表國家赴瑞士、美國、韓國等國展示蜀繡技藝。記者有幸現場觀看了孟德芝製作蜀繡精品“九子·熊貓”的過程。只見她用一根細細的`繡花針，在薄薄的尼龍紗（厚度僅0.2mm）的正反兩面繡着不同的圖案。一面爲九童學習圖，一面爲國寶大熊貓。此項技藝的絕活在於正面的針腳不能下穿過反面，同時又要照顧到作品的整體性，兩幅圖案巧妙的天衣無縫的結合在一起。據說“九子·熊貓”是孟德芝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曾被香港一對夫婦求購了3年。但孟德芝一直捨不得轉讓。直到“5·12”汶川地震後，這對香港夫婦又一次來到四川慰問災民，被感動的孟德芝纔將“九子·熊貓”蜀繡作品贈送給他們。

蜀錦因產於四川而得名，通過絲綢之路傳到西方各國和我國近鄰日本。蜀錦與蜀繡雖同屬絲綢類產品，但兩者還是存在很大區別。蜀錦是織出來的，屬於紡織品範疇，用經線和緯線在大花樓織機上生產。產品主要用做服裝、服飾等實用品的材料；而蜀繡是靠手工一針一線繡出來的，屬於工藝品範疇，用專用的繃子和繡花針、蠶絲線完成，產品大都做成裝飾工藝品。

蜀錦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它主要靠口傳心授進行手工織造錦，其織造技藝被評爲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成都建有蜀錦織繡博物館（“蜀江錦院”），坐落在杜甫草堂附近。記者採訪了該博物館行政辦公室王主任。她介紹說，“蜀江錦院”是全國唯一擁有全套手工蜀錦製作工藝和蜀錦歷史文化展示的專業場館，2009年對外開放。內設大型蜀錦織造工場，陳列了歷代錦繡紋樣藝術品和清代花樓木織機複製品。2006年，蜀錦織造技藝被國務院命名爲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記者瞭解到，織錦的大花樓織機長6米、寬1.5米、高5米，由拽花工和織手兩人配合，拽花工坐在花樓上提升經線，織手在機下負責穿緯線，兩人配合稱爲“挑花結本”。提一次經，打一次緯，循環往復，方可織出美麗的蜀錦。蜀錦產品有坎肩、旗袍、馬褂、馬面裙等，反映了明清服飾面貌和民間刺繡的精華藝術水平。現代蜀錦用於服飾和工藝品。王主任介紹說，“蜀江錦院”屬於民營股份制，國家不撥款，經營狀況直接影響公司的運行效益。目前來參觀併購買蜀錦產品的多數是旅遊團隊、散客不多。記者發現，參觀者中有學生、國外客人，但當場購買蜀錦產品的參觀者寥寥無幾，主要原因是價格較高。

我國蜀繡、蜀錦是中華民族的美麗瑰寶，但傳人不多，工藝、技法由於一批老藝人相繼去世而失傳。搶救、繼承蜀錦、蜀繡針法、技藝刻不容緩。如蜀繡雙面異型繡彙集了蜀繡的主要針法，但精通此針法的藝人屈指可數。蜀錦的挑花結本靠口耳相傳，缺乏記錄手段，一定程度阻礙了它的健康發展。這些問題有待重視和解決，否則，若干年後，我們將再也見不到蜀地正宗的絲綢錦繡產品。

江南絲綢是一種文化

中國的桑蠶文化延綿數千年，歷朝歷代都有不少帝王將相、文人墨客在桑蠶文化上留下不朽的佳作。桑蠶文化承載了中華文化中孔、孟“至善至誠”的思想精髓。在桑蠶成長的一個多月裏，養蠶人和蠶之間建立了濃厚的感情。在由芝麻粒大小的一粒蠶卵長成碩大的一條蠶的過程中，養蠶人先是顧其柔弱體小，後是愛其體胖憨態。不知要有多少不眠之夜，不知要流下多少辛勤的汗水，才能把蠶養得肥肥胖胖、順利成繭。如果蠶成長不順或飼養失敗，不少養蠶者會傷心落淚。養蠶的過程傳遞的是一種真摯、仁愛的情感。在我國南方蠶區，不少地方有在蠶汛前給菩薩燒香爲蠶祈福的習俗，養蠶人對蠶的呵護猶如母親對襁褓中的嬰兒般細膩和熱情。其中所蘊涵的精神實質，成爲文學、美術作品盡力挖掘的創作題材，矛盾先生的《春蠶》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桑蠶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內涵，也應該貫穿在絲綢的整個消費之中，體現出絲綢與人的深層關係。

如今，絲綢服裝已經成爲人類高雅服裝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倡導返樸歸真、綠色環保的今天，身穿對皮膚具有保健功能的絲綢服裝，是消費者成熟消費的表現，也是消費者健康意識的體現。在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上，禮儀小姐的風采征服了全球的賓客，她們出場所穿的禮儀服裝，就是用絲綢製作而成的。

新安江之水流進千島湖，經由新安江水電站瀉下，下游就叫富春江了。富春江流域美麗富饒，江山如畫。歷史著名的“富春山水圖”描繪的就是這裏的情景。千島湖是富春江及下游城市包括杭州的飲用水源，政府對於它採取的環保措施嚴格而科學，因此這裏有江南最爲優良的生態環境。最近幾年，當地政府把常年散居在高山裏的農戶請進了集中建設的新居，據說這樣可以避免農作和人的生活對水源、土質和地表生態的破壞。出色的環境保護措施也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回報。這裏出產許多著名的綠色保健品、中藥材和食品。例如“國珍松花粉”的松花粉就採於千島湖周邊的松林，而“農夫山泉”則是取用了千島湖的深層水。在人類生產活動與自然生態如此和諧發展的地區，發展蠶絲生產確實是得天獨厚，這裏所產的蠶絲真正具有了“綠色環保”產品的特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裏綠色的自然環境，已經爲這裏的絲綢製品貼上了天然的“綠色”標籤。

富春江流域是蠶絲氨綸抱合絲生產基地。其延伸產品爲各種彈力真絲綢、彈力真絲交織綢。這類產品風格獨特，具有較好的防縮抗皺性能、染色性能和印花特性，其工藝技術已取得國家實用新型專利。這裏的“蠶絲氨綸抱合絲”制絲生產技術是世界僅有的。利用這一技術，通過高科技制絲手段，把世界上最好的繭做成蠶絲氨綸抱合絲，再用蠶絲氨綸抱合絲作緯線織造出帶有彈力的絲綢面料。彈力絲綢面料是隨着紡織科技發展應運而生的高檔新型面料，內含5%~8%的彈力纖維氨綸絲。加入氨綸後，面料具有了更好的表面張力和彈性恢復力，從材料學的角度彌補了絲綢面料洗滌後易於變形起皺以及強度較弱的缺陷。這種彈力絲綢除保留了純真絲面料的感觀風格外，與傳統的包覆絲織彈力面料相比，表面更加緊實細膩，染色印花後色澤更加豔麗明快，使絲綢的高貴典雅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長期以來，這裏所生產的彈力絲綢面料通過不同的渠道幾乎全部用於外貿出口，產品供不應求。2008年奧運會以後，用這些面料加以印花或手繪工藝製作出的精美的睡衣、睡袍、內衣等產品，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和消費者的積極迴應。

《紡織品絲綢術語》國家行業標準發佈實施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於2011年5月12日發佈2011年第6號公告，批准發佈192項國家標準，其中絲綢國家標準2項，均爲新制定標準。

絲綢國家標準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於2011年5月18日發佈2011年第13號公告，批准發佈了多項紡織標準，其中絲綢行業標準5項。標準文本均由中國標準出版社出版發行。

絲綢行業標準

江蘇：絲綢文化發端地之一

中國十大考古發現，金壇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又有重大發現。中國刑事科學領域的“指紋大師”、資深考古研究者、常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劉持平9月3日披露最新成果。經過近兩年研究，他認爲蠶被六千年前的江蘇先民尊爲氏族保護神和族徽。這一發現，將“絲綢技術由嫘祖發明並傳播”的時代推前千年。

位於常州金壇市西崗鎮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6500-5500年，出土文物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同期文化遺址中極爲罕見，至今仍遺留諸多未解之謎。

據介紹，在遺址出土的4000多件精品文物中，有2件禮器石鉞，雕刻着完整的骨質鉞帽飾和牙質鐓，爲江南地區首次發現，石鉞鉞帽雕刻着動物形象，國內專家一直以爲是鱷魚。

劉持平則認爲，鉞帽的形象經古人藝術創造誇張而成，類似蠶。此外，該遺址發掘出的陶紡輪、陶尊乃至婦女佩戴的骨簪上都文飾類似蠶、蛾、蝴蝶的圖案。種種跡象表明，一直以樹葉、獸皮爲衣的先民，見到用蠶絲織出的華麗絲絹時驚爲天物，產生敬畏、崇拜之情，奉爲氏族保護神頂禮膜拜，並將其奉爲圖騰，雕刻在利器鉞上。

蠶在三星村遺址的“現身”，將打破古老傳說，將絲綢文化起源推前。

相關史記和考古發現表明，蠶制絲技術由嫘祖發明於距今5000年左右的黃帝時代,在浙江錢山漾遺址中,發現了至今爲止年代最早的絲絹、絲帶和絲線等。

而劉持平研究表明，養蠶制絲技術比嫘祖時代還要早上一千年。從時間上看，三星村人距今約6500-5500年，處於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轉型期，且石鉞出土於第四堆積層，年代應更偏前些，約在6500-6000年左右，兩者存在千年時空距離。

專家推斷得出，絲織技術發明於6000年前，三星村人將自產的絲絹作爲貢品，朝貢給三皇五帝。而嫘祖作爲黃帝正妃，積極總結了包括三星村人在內的各地的絲織技術之經驗，並在全國推廣。

絲綢的起源與發展

一、絲綢的起源與發展

絲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商周時期，已出現羅、綺、錦、繡等品種。秦漢以後，絲綢生產形成了完備的技術體系。唐宋之際，隨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經濟重心的南移，絲綢工藝技術和生產區域都產生了重大變化。明清兩代，絲綢生產趨於專業化，織物品種更爲豐富，圖案更加絢麗多姿。

二、起源與初創

我國有着許多關於絲綢起源的古老傳說，甲骨文中也出現了蠶桑絲帛的文字。河南、浙江等地出土的有關文物證實：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就開始利用蠶繭抽絲、並用原始腰機織出各種織物。

三、創新與成熟

春秋至中唐的二千多年是我國絲綢生產古典體系的成熟時期。此時，生產重心位於黃河中下游，絹爲政府賦稅的重要內容。斜織機和提花機廣泛應用於絲織生產，各種織物應運而生，印花技術臻於完備，圖案主題神祕並富有裝飾性。中國絲綢及其生產技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向西方輸出。

四、融匯與發展

唐中葉至明清近一千年間，我國絲綢生產在融匯了西方紡織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技術體系。束綜提花機被廣泛應用，緞、絨織物的出現使絲織品種更爲豐富，圖案風格趨於寫實並富有吉祥寓意。絲綢業中心逐漸移至江南地區，生產呈現專業化趨勢。海上“絲綢之路”成爲絲綢貿易的主要通道。